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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神秘电话

    我从没想过,一个密封30年的日记本,会让我“偷窥”了一群人的命运。

    东川是西南地区的一个二线城市,我在东川报社社会部做记者。

    那是6月份,东川即将进入全城“火炉”的月份。领导约我在东川下半城拆迁区喝酒,烫火锅。其时,我正在市中心一咖啡馆混媒体圈的一个“茶话会”。说是茶话会,就是几个媒体朋友一起,找了一个特文艺的地方,喝咖啡,八卦圈子里的事,谁又自己出去搞了副业,谁又辞职了。

    留下“茶话会”上这一帮媒体朋友的联系方式后,我赶去烫火锅。几碗酒下肚后,领导说要不要换一下岗位,来报社坐班?坐班就坐班,蛮好。

    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坐在电脑前开始了值班。热线库里,翻了一遍,没见到让人有兴趣的爆料。我给同事打了一圈电话让报稿子,但似乎都没稿子。有个记者还在网上回复:“这年头,哪里有啥大新闻呢?不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么?大的报纸不敢报,小的报纸看不上。”

    无语!我得找个地方抽烟,吐口气。

    我刚坐下来,点上烟。不远处我电脑就“嘟”的一声响。应该是热线库里有新的爆料了。赶紧打开看,值班接线员录进去的只有这么一行字:

    我已患癌症,将不久于人世。手里有本日记本,等了三十年,主人一直没来取。希望报社帮忙寻找日记本主人,满足我这个将死之人的夙愿。

    我再次仔细看了一遍,除掉拨打进来的是座机电话号码之外,值班接线员录入的只有这么一行字。

    “癌症?将不久于人世?日记本里有啥?为啥等了三十年?为啥一直没人来领走?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”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热线库里的这个座机号码,脑子里一时间涌现出这么多疑问。

    依据我做过多年记者的职业习惯,我觉得应该安排人去核实这一个来电热线。哪怕没有任何价值,作为职业记者,来电第一时间回复读者或者爆料人,这也是一种专业的职业素养和维系媒体与读者的必需手段。

    很遗憾的是,安排给一圈记者之后,大家都说自己手头有事。看来得我亲自出马了。

    我拨打这个座机电话号码。“嘟”了好半天,那边才接通。一个老年人气息很弱,问:“你是东川报社的记者同志?”

    我说我是东川报社刘记者,随后表明意图。老年人叹了一口气,应该是调整了一下坐姿换气吧。

    “您好,请问您是给我们报社打电话的那位爆料人么?如果是,能否给我们讲讲这本日记本大概是怎么回事?”作为记者,我得先通过电话初步核实这个爆料,是否具有采访的新闻价值。如果有,再可以进一步约见;如果没有采访的必要,也就这么电话初步核实就算了。

    “记者同志,电话是我打的。我看你们报纸很多年了,是你们报纸忠实的读者。报纸上写的有事找记者,你们也报道过很多这种新闻,这次我希望你们能帮我。帮我将日记本还给三十年前的那个主人。”老年人语气急切。

    我有些犹豫。

    毕竟平常很多爆料者,都是这么说,渴切地希望能见到记者,或者“忽悠”记者能相信自己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绘声绘色,但是记者一不小心、稍微不客观不注意,就上当,听信一面之词,给自己惹了麻烦。

    “我没必要骗你,刘记者。我得了癌症,活不了几天就要死了。死之前,也就这么一个愿望,希望能将日记本还给它的主人。人嘛,要讲究诚信,你说是不是?和报纸一样,白纸黑字,都讲诚信。”老年人见我犹豫,连忙说。

    他这么一说,我忽然有所触动。尤其是说到“诚信”这个词。“这样,你在哪里?我过来见您。”

    老年人有些欢喜,说:“跳伞塔,知道那里么?下午三点,我们准时在那里见。”

    跳伞塔是东川很着名的地标性建筑。跳伞塔1942年建成,曾是抗战飞行员培训基地,健儿们由此飞上蓝天同日机血战。

    解放后,它成为国防体育的训练场所,1954年建立东川跳伞学校。1997年,跳伞塔的三个铁臂被切割。跳伞塔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跳伞塔,是亚洲仅存的二战时期的跳伞塔。塔建成后,国,民,党元老陈立夫撰写了碑文。

    跳伞塔有着70多年历史,承载了很多老东川人的记忆。

    老年人约在这里见面,我还是很意外。一般约见面的地方,要么是老年人家里,要么是家附近的公共场所,或者爆料人直接到我们报社。

    我带着采访本,背着背包,提前十五分钟到达了东川跳伞塔下。

    下午三点刚到,一个穿着一尘不染的衬衣的老年人出现在跳伞塔的正下方。

    老年人有些消瘦,到了后,靠着跳伞塔东张西望。手里还拿着一个报纸包裹的东西。我感觉这个老年人就是电话里约见的老年人。走近后,他主动喊我:“你是东川报社刘记者?我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老头。”

    老年人和我很正式地握完手后,将报纸包裹一层层打开。里面只剩下一张纸和一个日记本。日记本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着,封面有些旧,也有些破损,封面正中印的是一个主席像。纸张空余部分,有一些血迹。但可能是时间久远的缘故,血迹有些偏暗黑了。

    “这张纸就是我的诊断结果,癌症晚期。这个日记本,就是我电话里说的那个日记本。希望你帮忙找到它的主人。”老年人将日记本和诊断书递给我。

    我看了诊断书,确实是癌症晚期。诊断书是东川一家部队医院出具的。

    “确实很抱歉,干我们这行的,职业性质决定,所以我还是看了你的诊断书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他笑了笑,嘴角干瘪。接着,给我讲了他怎么得到这个日记本的,又怎么保存的。

    他说:“198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我在东川下半城开火锅店。那时,我的火锅店生意还不错,晚上一般十点左右还有人烫火锅。那天在下雨,雨淅淅沥沥的,有几桌客人吃完后,没急着离开,就在店里躲雨。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左右,我关门打烊。这时,火锅店门外忽然冲进来一个酗子。酗子满面是血,自称李军,将带血的日记本一把塞给我,说过几天来取,让我务必保存好。我还没来得及问问怎么回事,可酗子又冲进了雨夜。”

    “酗后来没来取走么?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没有!酗子朝着蓉都的方向去了,后面还跟着几辆摩托车。”老年人说。

    “一直没有来?”我边在采访本上记录,边移动他身边的录音笔,保证记录准确。

    老年人喝了一口水,说:“这一等,就等了6年啊。直到1992年,北京一位老者南巡。东川开火锅店,生意也不大好了。大家都浮躁了,一窝蜂往广州去淘金,说那里是一个遍地都有黄金的城市。我经不住一个邻居的劝,和他一起去广州出差看看。但正好我走的那段时间,有天店里忽然来了一个人,说是来取日记本。店里的服务员不知道之前这回事,让那个来的人等我出差回去后再来。遗憾地是,我没碰到取日记本的人,日记本自然也没有取走。”

    “您出差回来后,这个人来找过您没?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没有。这之后,我一直在等。又等了好几年,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,这个李军仍然没有来领走日记本。我也想过登报寻找李军,但又担心当年追杀李军那帮人看到,坏了李军的事,只好一等再等。”老年人说。

    “就没有想过其他办法来找这个李军么?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那时候,信息不发达,也没有网络。不像现在媒体这么发达。只有等,等那个人。到店里来烫火锅的人,我都比对着当年李军的模样,希望是李军。”老年人说,“这一等,就等了30年。”

    “30年?你一直留着这个日记本,那你看过这个日记本里的内容没有呢?”我有点不大相信。

    “对的,就是30年。毕竟是别人的隐私,我没有打开看。后来,东川的下半城要拆迁了,政府拆迁办来通知很多次了,给了很多好的优惠条件,我儿子也劝我早点搬走,好领取更高的拆迁补偿。但我怕搬走之后,李军回来取日记本找不到我,就一再拖延,只不过后来还是拗不过拆迁队。”老年人说,一阵机器轰鸣声中,等待30年的火锅店拆掉了。他带着日记本,坐上了儿子的奔驰车绝尘而去。

    我内心有些触动,顺着他的思路,甚至一度在想,现在眼前这个将死之人,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呢?如果是真,那么这个日记本的主人李军现在在哪里呢?是不是也在找这个老年人呢?如果这个故事是假的,他又为什么拖着抱病的身体,在这么热的天气里,见我呢?

    老年人又喝了一口水,用帕子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。

    东川天气就是这么任性,一到夏天,地表温度能达到70摄氏度。老年人就这么站在跳伞塔下面,靠着围栏,跟我讲这么多,我在不停质疑中记录他的讲述。

    老年人继续说:“我和拆迁队对抗了一阵子后,身心有些疲惫,加上开火锅店,每天早晨四五点,就得去菜市场批发新鲜的菜,长时间的劳累,回家之后我身体不争气,终于病了。开始还以为没啥事,吃点保健营养药品歇一段时间就好了,可持续了几个月不见好,反倒更严重了。我儿子开车带我去医院检查,已是癌症晚期。”

    老年人说到“癌症晚期”时,情绪有点波动,拿手帕擦了一下眼角。

    我大概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,没有继续追问。站在一旁,看着这个老年人。

    他稍加平复又说:“其实我不是怕死,只是怕失信于人。想到李军还没有取走日记本,担心时日不多,我死了之后,家里人也不会当回事,所以想在我死之前,请求你们媒体,帮我了却这个愿望。”

    我忽然觉得手里这个日记本很沉重。它承载着一个将死之人的愿望。任何事,一旦和生死扯上关系,都上升到很沉重的层面了。

    一瞬间,我还有点后悔我来见面前这个老年人。

    “刘记者,这个日记本就留给你,我觉得你是个守信用的记者,也一定能帮它找到它的主人。”老年人望着我说。

    我想了想,还是拒绝了这个日记本。毕竟放在老年人那里更合适,万一最近这几天,当年的那个李军找到老年人了呢。

    再三劝说,见我仍不收,他又给我留下了一个他儿子的电话号码,说有时候他可能不在家里,有急事的话,可以打他儿子的电话。

    我存下了他儿子的电话号码,又问了一下其他的,就拿着日记本将他送到路边,给他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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