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六章 岁入

    女官回答：“南安公和延平公都住进了陛下新赐的府邸，只有西宁公上书请求出镇西南。西宁公以为秦逆为滔巨寇，非有如他那样了解西南地理形势、熟知西营内情兵势的人，断难彻底平定滇患。”

    李来亨颔首沉吟，李定国、刘文秀、郑芝龙三人解甲入朝，是大顺能够迅速平定西南、东南割据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    而孙可望的负隅顽抗，则是云南迟迟未定的原因。

    是否要将李定国外放使用呢？

    他细想一会儿后，：“此事先交政事堂议论，参军院也要派人参与议事。”

    明朝的两京十八省，如今除了云南、辽东两省以外，下版图已经悉数归于大顺。以大顺的行政效率，李来亨从这样的版图内，一年搞出九千万石粮食，还不使人民负担太重，那是很容易的事情。

    九千万石粮食，换算下来，大概是四千多万、接近五千万两白银的样子。

    按照大顺现在通行的制式银币“光中银元”来算，朝廷一年掌握的岁入相当于是六千四百万银元。

    后世的清朝，经过雍正的三大改革后，到乾隆时期，国家每年获得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在四千万两白银上下。

    而同时期的欧洲主要强国，如克伦威尔护国公统治下的英国，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为一百五十万英镑。

    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初，一英镑等于一磅银子，相当于是十多两白银了，如此计算克伦威尔护国公政权的岁入就是一千多万两了。

    不过十七世纪英国进行过币制改革，克伦威尔时期一英镑也可能只是相当于四两银子。也就是这时候作为欧陆一大强权的护国公政权，岁入也不过六百万两而已。

    法国比英国要更富裕些，西班牙的财政收入又超过法国。

    法国和西班牙的人口绝无大顺的四分之一多，可是这两国的收入均远在一千万两以上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大顺的财政岁入按照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来看，已经足可以称为古典财政制度的辉煌时刻。

    但是按照近代史的观念来看，则其挖掘程度依旧极大。

    虽然大顺不是像明朝那样低税收、低支出的财政政策，而是采取高税收、高支出、高投资的财政导向政策，可是和十七世纪的克伦威尔护国公政权、亨利四世波旁政权、哈布斯堡王朝政权相比，财政潜力的挖掘还是大大不足。

    或者，其潜力依旧甚大。

    明末没有经历历史上长达近四十年的抗清战争，民间元气保存较多，只是大顺仅在核心的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山东、山西等省，完成了田地丈量和户口重新统计的工作，李来亨也尚不能完全确定大顺户口的全貌。

    他粗略估计，认为大顺辖区的人口，应该在一亿左右，这要低于乾隆时代，也明大顺此时的财政潜力挖掘，其实已经比清代最善于“搞钱”的乾隆更加成功。

    只是比起正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的英法等国，还有拥有意大利银行家、新大陆贵金属支撑的哈布斯堡王朝，存在一定差距。

    乾隆时期，清朝的财政收入四千多万两里头，地丁银就有两千多万两，大概占到60%左右。

    满洲人为给官员发养廉银而向民间征收的耗羡，也达三百万两。清廷按照规矩，每年还会向民间的富裕人家出卖一定的监生功名，这又能获得三百多万两。

    盐是许多王朝的大利，清代仍然实行一定的专卖。但是，和汉、唐、宋的盐税占了总财政的一半相比，清代的盐税收入是适度的，只有五百余万两，仅仅占总收入的12%不到。

    这一点其实是和明朝相同的，放弃朝廷对于盐铁专卖的垄断权力，是明初朱元璋时就定下的基调。这一点虽然使得朝廷专卖收入大幅度下降，但对减轻一般百姓负担、促进手工业发展来讲是极好的。

    更何况盐铁专卖，也只有在汉唐那样手工业发展尚不全面的时代实行才有好处。到南宋以后，这种政策就几乎只有坏处，南宋后来搞到百姓纷纷从金国走私盐，弄到蛮夷之邦的生活反而比传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大宋市民生活更好，着实荒唐且丢人了。

    除了盐之外，另一个收入是关税。这里的关税不是对外关税，而是在国内的各个关卡收税，相当于一种间接商业税，这种税在清代有五百四十万两。

    比崇祯时期多一点，但实在多的有限。也可见所谓崇祯收不到商税，导致明朝灭亡，纯属推锅。

    这种财政收入和财政结构，按照古典观念来看，是极够使用的。要知道明初的时代，朱元璋还认为只要能够收到三千万石粮食，那么国用就算非常充足。

    但同样是英国，克伦威尔时期一年财政收入不过一百五十万英镑，不管是用英镑是等于四两还是十二两的口径，这个收入相比大顺都不算多高。

    可英国的户口可比大顺少太多了。

    何况只是三四十年后，1692年的英国，财政收入就达到了四百万英镑之多。

    短短三四十年，岁入直接翻三倍……

    这效率就很恐怖了。

    如果李来亨可以做到三十年岁入翻三倍，那大顺的财政收入就能达到一亿二千万两白银之多，绝对可以应付任何情况。

    不过要做到这点，李来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关税问题——这项关税指的就是传统上明朝的市舶司收入，即海外贸易的收入。

    在国内设卡收商业税，不仅很容易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——这点明朝历史上就有过先例，盲目加征商业税，结果造成百业凋零，税基大大缩，税收反而下降了——而且征收效率也非常低。

    对海外贸易征税效率就要更高，而且隆庆开海以来，海贸着实繁荣，朝廷从中获利却很。

    崇祯时期，朝廷的市舶司收入才只有五万两！

    与其费劲功夫，消耗大量行政资源，去收那至多才几百万两的所谓商税，只要认真搞搞市舶司，要提高财政收入实在不难。

    毕竟要像崇祯一样，把一年几千万两盘子的海贸，搞成才收五万两关税，那才叫难事。

    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，可是广州十三行都还能为满洲人提供每年上百万两的关税税银。

    崇祯时期，明朝虽然招安了郑芝龙，但也就此彻底放弃了对于海贸的管理，几乎是以上千万两的海贸收入来赎买郑家。

    现在郑芝龙轻而易举地放弃了自己的势力，李来亨早已下令刘希尧在宁波造船、训练海军，将来大顺要恢复朝廷对于海外贸易的控制权，绝非难事。

    现在这一千万两的海贸收入大头在郑森手上，可是李来亨已有了将其捏到自己手心里的准备。

    他又叫住女官：“朕还要赏赐延平公，郑芝龙带到东京的家人，朝廷要多加赏赐，女眷也都要授予一品、二品的夫人头衔，不必吝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