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文 佛道之争

    道教在唐朝发展的基本情况

    道教在南北朝的寇谦之、陆修静、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下已经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成型宗教，而随着南齐道士顾欢的《夷夏论》的出台，更标志着佛道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。因此，要谈之后一个历史时期的道教发展，不得不兼顾佛教而论。

    隋代的统治者相对更重视佛教，这就使得很多道士产生不满情绪。隋末，楼观道士岐晖和茅山宗领袖王知远都投靠李渊麾下，为其起兵制造了大量的谶纬。加上，李氏作为陇西门阀并非旧有的传统世族，因而必须要在谱系上找出一个合理的初始祖以压倒旧世族，而道士们提供了自己的教主老子，双方一拍即合，唐既然以老子的后代自居，自然不可能不厚待道教。

    唐朝自李渊开始崇道，他曾三次召集儒、释、道三教人士进行佛道之辩，在辩论无果的情况下，他更直接作出了“道大佛小”的结论。当然了，眼看地位有所下降的僧侣们自然不甘如此就范，于是他们错误地找上了太子李建成。而道教的王知远等则选择支持李世民。于是，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便直接下达了抑佛诏令。头脑再次不大清楚的众僧居然又一次上表力争，表示激烈反对，弄得李世民很不高兴，说出了“语诸僧等，明诏即下，如也不伏，国有严科”的狠话。众僧只好作罢。惟智实坚决不服，结果被当庭痛打。

    到了李治继位，基本上还是沿袭着前边“崇道抑佛”的政策不变。这种状况，在武则天逐渐参与朝政执掌大权后有所改变。武则天的崇佛是众所周知的。而其背后并不单纯只是信仰问题。须知，李唐以老子为始祖，那么这就意味着道家一门乃是李唐王祚的根本。而要想取而代之扶植对立势力，最理想的莫过于从信仰根本上给对方以打击。因此，在高宗中后期至武周时期，佛教的地位急遽窜升，并达到了可以跟道教分庭抗礼的地步。

    当时，太史令傅弈（道士出身，精通天文历数）在武德四年、武德七年两次上书唐高祖李渊，他从儒家伦理出发，认为佛教存在诸多弊端，“与百姓无补”、“与国家有害”，指出佛教拥有自己的寺院田产却无需交税，佛教徒渐多而无需服役，不利于国家的长远统治。

    《旧唐书·傅弈传》：佛于西域，言遥路远，汉译胡书，恣其假托。故使不忠不孝，削发而揖君亲；游手游食，易服以逃租赋。

    傅弈此举引起了许多道士的附和，诸如李钟卿等人也纷纷著书《十异九迷论》等来提供舆论上的攻势。

    作者八卦的历史菌|2019-12-922:03:10

    一、《大唐双龙传》——从主角升级到佛道之争

    黄易的《大唐双龙传》是中国武侠的瑰宝，中寇仲与徐子陵的一路升级打怪迈向顶级高手的历程和卓越、紧张的战场描写可谓引人入胜，黄易将人物与隋朝末年军阀并起、逐鹿中原的各方势力结合起来的设定更是令人称奇。在《大唐双龙传》的文化内核中，始终围绕着平民与门阀、佛家与道家展开。为避免篇幅过长，这里想先集中的介绍书中的佛道之争。

    寇仲和徐子陵作为书中的双主角，从书中开始就依托书中的道家秘典《长生诀》和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他们二人的练功无不围绕着无为有法、一静一动、一阴一阳等展开，比如他们两的“井中八法”对道家的精神体现最为突出，甚至他们的对手邪王“石之轩”创造的不死印法也处处体现了阴阳、生死的转化。而书中的一大武林势力慈航静斋则是书中佛门的领袖，他们在天下大乱时强力支持李世民，希望能尽快安定天下、和平化解天下大乱的危机，书中不少正派高手都为慈航静斋所驱驰，佛教势力可见一斑。

    在书中佛道之争伴随到结尾，最终看上去似乎是佛家取得了胜利，那么在真正的历史中，佛道势力在唐朝初期（这里仅指李渊、李世民时期）又是如何演化的呢？这正是本文想和大家讨论的核心主题。

    二、历史上的一场唐朝朝野的佛、道大讨论

    不过唐朝初期在确定佛道两家的具体发展策略时，朝野上下是经历过一番大讨论的，在述说策略前有必要先介绍下这场至关重要的佛道论战。

    （一）道教势力的进击

    当时，太史令傅弈（道士出身，精通天文历数）在武德四年、武德七年两次上书唐高祖李渊，他从儒家伦理出发，认为佛教存在诸多弊端，“与百姓无补”、“与国家有害”，指出佛教拥有自己的寺院田产却无需交税，佛教徒渐多而无需服役，不利于国家的长远统治。

    《旧唐书·傅弈传》：佛于西域，言遥路远，汉译胡书，恣其假托。故使不忠不孝，削发而揖君亲；游手游食，易服以逃租赋。

    傅弈此举引起了许多道士的附和，诸如李钟卿等人也纷纷著书《十异九迷论》等来提供舆论上的攻势。

    （二）佛教势力的反击

    然而，面对道教的舆论攻势，佛教中人同样有人挺身而出。当时的高僧法琳素有“护法沙门”之称，面对傅弈等人的责难，他的应对可谓十分完备，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经典反驳效果不佳的教训，直接著书《破邪论》。

    在《破邪论》中，法琳论述了佛家与儒家不仅有共同之处，甚至犹有过之，都主张要以五常（佛教中对应的是五戒）来作为行为处事标准，儒家以五常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准，而佛家则甚至把五常作为来事仍可为人的先决条件。他认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舍亲情、君臣等，但是为了寻找众生脱离苦海的“大顺”：

    《破邪论》：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，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。泽被怨亲，以成大顺，福沾幽显，岂拘小违。

    不仅如此，他还著书《辩正论》对《十异九迷论》进行反驳，可谓寸土不让。

    对道家，其实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时期完全不同的态度的。尽管两個朝代间隔时间很短，李渊、李世民等更是曾经在隋朝为官，但完全不同于隋文帝对佛教的狂热，他们选择了尊崇道教、并扶持道家的发展。李渊在位时，便认老子李聃为李唐王朝的祖宗。

    武德八年，李渊下诏确定了道教在先、佛教在后的宗教基本策略：

    老教孔教，此土先宗，释教后兴，宜从客礼。令老先、次孔、末后释宗。

    到了李世民在位后，贞观十一年，李世民出于扶持道教发展需要，再次颁布了《令道士在僧前诏》，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：

    ……至于称谓，其道士女冠，可在僧尼之前。

    当然，与李渊想比，李世民对道家的支持更为明显，比如他曾经在亳州、兖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庙，还专门安排了经费、人员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道教在这时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。

    其实，从社会现实来看，当时佛教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，一句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道出了佛教的发展迅猛。如果说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话，那么唐朝初期，尤其是李渊在位时期，对佛教就不是那么友好了。

    李渊登上九五之尊后，不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诏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后的地位，还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诏《沙汰佛道》，尽管诏书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，但是对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，比如诏书中指出，佛教有“浮惰之人，苟避徭役，妄为剃度”等弊端。而且，由于当时佛教势力较大，虽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，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。根据《沙汰佛道》诏书，只京师留三寺千僧，其余寺宇并赐王公，僧徒放还故乡，可以说若按照此举，佛教发展将被严重打压。

    然而，这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，由于当年的6月3日，爆发了玄武门事变，李渊被迫退位，李世民即位后为尽快稳定局势和争取原有李建成、李元吉势力选择了大赦天下，于是佛教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